當AI“復活”逝者漸成生意，多少邊界需要約束

■記者 王彥

生成式AI技術的發展浪潮下，與逝者“再見一面”似乎不是件多么出人意料的事。可事實證明，這一天真切來臨，分歧、爭議顯然大于共識。

近來，李玟、高以翔、喬任梁等已逝明星紛紛被AI技術“復活”，并在社交平臺上傳播，引發諸多網友質疑，認為未經家屬許可就擅自利用技術“復活”明星的做法，侵犯了相關親屬的合法權益。喬任梁父親、江歌母親先后公開表示“無法接受”“感到不適”，希望對方盡快下架。親人的明確態度使得AI“復活”逝者的爭議甚囂塵上。真正令人意外的是，“AI復活”似乎有著成為生意甚至形成產業的勢頭。一些電商平臺、社交平臺上都散落著“AI復活”的引流視頻，文案稱“只需要××元，就能還原逝去親人的音容并和ta聊天”，標價從幾元到上萬元不等。

當技術驅動了生意，從法律、倫理、道德到心理，有多少邊界需要約束？普通人又該如何對待這些栩栩如生的“逝者”？

“復活”親人還是“復活”明星，這是個問題

所謂“AI復活”，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將逝者的文字描述、圖片、視頻和聲音資料輸入AI算法模型，從而模擬生成一個數字形象，它擁有逝者的性格、記憶、圖像、視頻和聲音。早在2023年，B站就有UP主分別“復活”了自己的奶奶和外婆，在清明時節引發網友一片唏噓。一年過去，被“復活”的不止于親人，還有公眾人物。

今年2月底，知名音樂人包小柏用AI“復活”女兒，讓女孩在媽媽生日時還唱了一首生日歌；3月初，一家科技企業年會上，其過世不久的創始人以數字人形式被“復活”，進行了一場演講；緊接著，李玟、高以翔、喬任梁等已逝明星紛紛被“復活”后在視頻平臺上與大眾“相見”……

中國政法大學數據法治研究院教授張凌寒表示，“一些人選擇用AI‘復活’自己的親人，是基于通過技術手段實現情感慰藉，并不難理解。但給予理解的前提條件，是要尊重逝者親人的選擇”，“復活”親人還是“復活”明星等他者，這有著本質的區別。

在專家看來，相關法律邊界其實不算空白。據《民法典》和相關規定，逝者并不享有肖像權，但倘若對逝者肖像的使用造成近親屬精神痛苦的，親屬可以提出精神損害賠償。去年7月出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也明確指出，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時，應當尊重他人合法權益，不得危害他人身心健康，不得侵害他人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和個人信息權益。因此，眼下一些公眾人物被AI“復活”，無論基于一些商業機構“打廣告”的動機，還是純粹出于粉絲自發的“為愛發電”，都已涉嫌越界。

精神安慰還是“精神鴉片”，這真值得深思

相關AI“復活”視頻的發布者大多自稱，這是一種情感撫慰方式，是科技為生者提供情緒價值。它能成為一門生意的根本原因，同樣是人們的情感需求空間。

海內外多部熱門影視作品中，都曾出現過類似題材。如科幻懸疑類英劇《黑鏡》第二季中的一集，女主利用意外身亡的男友在社交網絡上留下的大量數據，重塑了一個模擬男友人格的AI。中國觀眾更熟悉的國產片《流浪地球2》中，科學家圖恒宇利用量子計算機，“復活”了因車禍去世的女兒丫丫，賜予她數字生命。

然而，當影視創作照進現實，不少人擔憂，“潘多拉的魔盒”即將打開。上海政法學院教授章友德認為，且不論這是否一些人在借溫情名義打商業的算盤，“站在社會學角度，面對一個似乎已經到來的流行手段，我們有必要給予更深層次的思考”。

技術性地看，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多數逝者在生前就留下照片、視頻，公眾人物的公開影像資料更是如此。若論精神慰藉，真實視頻里他們曾說過的話、做過的舉動，無疑有更動人的力量。以目前的“復活”公眾人物案例論，效果未必有想象中美好，他們僅僅是數據模型“算”出來的互動“人偶”，音容笑貌再相似，也無法比擬真實存在過的人與情。

更重要的是，AI“復活”的數字生命本質上挑戰了突破生死的可能。“這一做法所造成的倫理、道德、心理等人們身心層面的潛在影響，也許更具傷害性。”章友德說，生命本是個有始有終的自然過程，學會在生命歷程中尊重生命、珍惜生活、善待活著的人，都是生命教育、愛的教育之應有之義。“逝者不可追。所有人從親人離世的至暗時刻到接受現實、繼續生活，都是個漫長而需要自愈的過程。好不容易放下了、結痂了，卻又因為AI復活被撕開傷口，黃粱一夢醒來時，恐怕身心遭受的創傷更為嚴重。”一時的精神安慰有沒有可能演變為“精神鴉片”造成二次傷害，這興許是更多普通人在圍觀此次網絡爭議時，真正需要深思的。

歸根結底，AI“復活”逝者到底通向怎樣的未來，取決于人的選擇。每個人或許都該掂量——我們對于“復活”親人的需求到底是真實的，抑或僅僅是被技術營銷所誘導而產生的幻想？

來源： 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