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和四個》：藏地電影的類型化探索與突破

作者：張經武 范晨琦

藏地電影往往通過傳統節(jié)日、宗教信仰、民俗習慣等主題，講述民族志式的故事，探討生命哲思、社會議題或現代化浪潮下傳統與現代的碰撞，展現藏族地區(qū)的自然風光、人文色彩和文化底蘊。藏地電影導演以高度寫實主義的手法講述非類型化的藏地故事，或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細節(jié)，描繪人與人之間細膩的情感，或記錄廣闊無垠的地理景觀，展示人與自然的關系，因而呈現出鮮明的個人風格和作者意識。

萬瑪才旦的“藏地三部曲”（《靜靜的嘛呢石》《尋找智美更登》《老狗》）開啟了“藏地電影新浪潮”時期。此后，藏地電影不斷推陳出新，試圖打破既定敘事與刻板印象，從宏大敘事走向微觀個體，從歷史敘事轉向當代社會境遇，向外界傳遞多樣化的聲音和導演個性化表達，深入探討邊緣空間中的身份歸屬、內心掙扎、失落與救贖等問題。基于“藏地電影新浪潮”語境思考，電影《一個和四個》無疑走上了類型化的探索道路，以“羅生門”式敘事打造“懸疑感”，聚焦角色的身份反轉與心理博弈；以封閉敘事空間營造“肅殺感”，展現四個陌生人的心理活動；以隱喻化的象征符號構建“超現實感”，回歸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號，借以觀照人性，講述一則“羅生門”式的寓言故事。

以“羅生門”式敘事打造“懸疑感”

“羅生門”式敘事最早出現于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羅生門》，后來被導演黑澤明運用到他的電影《羅生門》中。這種敘事方式以多角度、多版本、多視點為特色，旨在呈現不同人物之間的記憶主觀性和敘述相對性，從而表現事件真相和現實的復雜性。

《一個和四個》改編自藏地作家江洋才讓的同名短篇小說，講述護林員桑杰、真假警察和盜獵分子之間的故事。影片改變了藏地電影的紀實美學和線性敘事結構，以犯罪懸疑題材為切入點，采用非線性的敘事結構，通過不斷的閃回和交叉剪輯，將觀眾引入同一故事的不同時期和不同視點，逐步揭開來訪者的身份謎團。影片中，多重視角的“羅生門”式敘事奠定了電影的懸疑基調，始終圍繞“誰是警察”“誰是盜獵分子”的身份謎題展開敘事。高個子為了證明自己的警察身份和追捕盜獵分子的行動，流利地背出自己的警號，出示警察證件，并將桑杰帶回事發(fā)地。經過實地走訪和日常相處，桑杰逐漸放下戒備，選擇相信高個子。然而，隨著村民根寶和矮個子警察的加入，每個人都擁有不同的身份解讀，三人各執(zhí)一詞，打破了桑杰和觀眾認知里“先入為主”的真相，讓案件變得更為錯綜復雜、撲朔迷離。

此外，從人物設置來看，不斷反轉的角色身份為影片制造了更多懸念。護林員桑杰始終站在觀察者的角度，如同銀幕前的觀眾一樣，以客觀視角審視整件事情的經過。高個子、根寶和矮個子則是“不可靠的敘述者”，分別以主觀視角呈現記憶中的事件，角色之間的身份博弈與各執(zhí)一詞的真相導致影片情節(jié)的多重反轉，推動文本懸念感的生成、懸置與延宕，形成迷霧重重的“羅生門”困境。

以封閉的敘事空間營造“肅殺感”

對于絕大多數的藏地電影而言，故事發(fā)生地基本上是具有開闊視野的外部地帶，光、聲、景將電影圖像變成一個動態(tài)的世界，描繪人與人、人與宗教或人與自然的故事，傳遞質樸無華的藏族風情與生生不息的理想信念。此外，角色的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的景觀并行不悖，個體的焦慮、痛苦、希望以及幻想不斷在崇山峻嶺、廣袤無垠的自然景觀的展示中具象化、生動化，人物迷茫的內心情感延伸至藏區(qū)神圣崇高的景象，二者形成鮮明對比。然而，《一個和四個》將重心從外部景觀回歸內部空間，以封閉的敘事空間、逼仄的密閉環(huán)境和動感的電子音樂營造一種撲面而來的“肅殺感”。

首先，影片的主要情節(jié)、故事轉折和最終結局都發(fā)生在護林員的小木屋。受到封閉空間的限制，人物之間的頻繁互動成為推動情節(jié)向前發(fā)展的重心。暴風雪來臨之際，護林員、警察和盜獵分子都聚集到了同一片屋檐下，他們必須在有限的空間內應對挑戰(zhàn)、尋找真相。封閉的敘事空間還打造了一種“游戲感”。觀眾更容易專注于角色之間的互動與劇情的走向，通過現有的人物身份和有效信息推理人物動機，從而上演一出沉浸式的“荒野狼人殺”。

其次，影片運用大量的特寫鏡頭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創(chuàng)造戲劇張力的同時營造緊張刺激的氛圍。藏地電影往往通過一系列的長鏡頭、廣角鏡頭或固定鏡頭展開敘事，缺乏人物的面部特寫，與觀眾始終保持疏遠的距離。《一個和四個》不斷運用特寫鏡頭，捕捉人物面部細微的表情變化，拉近角色與觀眾之間距離的同時，描繪出表象背后暗流涌動的矛盾與暴力，木屋里人與人之間對峙的緊張關系與門外大雪紛飛的蕭瑟環(huán)境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此外，影片的開頭和結尾分別出現了定格鏡頭，暗示時間的靜止。木屋里的時鐘從未轉動，直到所有的猜忌和懷疑落下帷幕，才重新開始轉動。當鏡頭對準墻上停滯的時鐘，先前的客觀視點轉向桑杰的主觀視點，巧妙刻畫了這位“荒野苦行僧”內心的猶豫與懦弱。

最后，影片采用詭譎多變的聲音效果，融入藏地當地的特色，又頗具現代性的節(jié)奏感。桑杰和高個子返回木屋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受傷的鹿，饑腸轆轆的高個子朝著鹿開槍，此時，縈繞在耳邊的耳鳴音效，既放大了護林員桑杰驚恐的情緒，也為這場荒野偵查之旅增添了幾分沉浸感。桑杰和高個子吃兔肉的橋段，配以富有節(jié)奏感、金屬氣質的電子音樂，一來一回的正反打鏡頭之間產生了戲謔的韻味，與先前桑杰譴責高個子獵殺鹿的橋段形成極大的反差感。

以隱喻化的象征符號構建“超現實感”

《一個和四個》還通過隱喻化的象征符號構建“超現實感”，以動物的靈性和大自然的深不可測審視人性險惡。從外部景觀來看，粗獷磅礴的自然風光、冰冷蕭瑟的林海雪原，烘托了藏地故事的神秘氛圍。雪地、槍支、獵人和獵物等影像符號，為這部犯罪懸疑電影增添了幾分西部色彩。

從影像符號來看，鹿貫穿了整部影片，既是導火索，也是旁觀者。鹿一共出現了三次，第一次是桑杰和高個子前往事故的地點，為獵槍尋找子彈。第二次是二人返回林中小屋的過程中，發(fā)現被捕獸器夾住腿腳的鹿，此時的鹿已經被奪去鹿茸，奄奄一息。第三次是在影片的結尾，四人緊張刺激的對峙過后，那只鹿撞開了桑杰的門，注視著最后的局面。鹿作為旁觀者，始終目睹著四人之間的較量，同時也見證著人類命運的反復無常。木屋中決斗的高個子、矮個子和根寶反復證明自己的清白，只有這樣做才能生存下去。至此，人物身份已然不重要。影片呈現了人性最為復雜的一面，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與相互猜忌，講述了一則“羅生門”式的寓言故事。

從題材、類型到拍攝手法，《一個和四個》追求類型化的探索與突破，具有較高的完成度和工業(yè)水準，展現了藏族電影人的全新面貌和創(chuàng)作活力，也預示著藏地電影的類型化轉向；從立意、主題到敘事，《一個和四個》不囿于傳統的藏地敘事與深刻主題，探索極端生存境況下人性的陰暗面，犯罪懸疑電影的類型框架下蘊藏著更為作者化、風格化和地域性的個人表達，為藏地電影和類型電影的結合尋找更多的可能性。

（作者張經武為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范晨琦為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戲劇與影視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