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達·芬奇等名家草圖的背面，讀另一種真實

達·芬奇，《圣母、圣嬰與貓》（正面）約14781481，大英博物館 ?圖片:大英博物館受托人

紙張的雙面性為藝術家思想的發展提供了空間。翻頁可以讓我們站在藝術家的立場上，見證創造的過程。在達·芬奇繪制《圣母、圣嬰與貓》的正面，瑪麗亞的腿是一個模糊的漩渦狀結構。到了背面，藝術家讓腿部的擺放更為妥帖。但在簡化腿部的同時，又將另一個區域復雜化——達·芬奇在圣母的頭部嘗試了三種不同的方案，最后以加深強調的方式選擇了最右邊的輪廓。這個改動讓圣母和圣嬰的頭部以對角線排列，同時也改變了母子之間的關系。達·芬奇建議藝術家應該在手邊放一面鏡子來觀察自己的作品，因為鏡中不熟悉的圖像，更容易評估畫面的錯誤。這張草圖的正反面，或可被視作鏡像觀看的另一種方式。

達·芬奇，《圣母、圣嬰與貓》（背面）約14781481，大英博物館 ?圖片:大英博物館受托人

一幅米開朗基羅的草圖背面，則展示了他腦海中一個轉瞬即逝的想法。這件草圖的正面是一件完成度很高的提圖斯（Tityus，希臘神話中的巨人）畫像。提圖斯因企圖強奸暗夜女神勒托被射殺，打入冥界后，有兩只巨鷹不停地啄食他的內臟。古典主義者簡·哈里森(Jane Harrison)指出，“對于正統的奧林匹亞崇拜者來說，提圖斯是‘最邪惡的罪犯’。”

米開朗基羅，《提圖斯的懲罰》（正面），1532

但米開朗基羅在提圖斯的背面卻畫了復活的基督，他的腳踩墓穴蓋子、手指向天空。其輪廓與正面提圖斯的輪廓相對應。通常認為米開朗基羅先畫了提圖斯，然后通過輪廓在背面勾勒了基督。但基督的動態是自然的，而提圖斯卻高度做作，所以也有可能是藝術家先創作了背面的基督，再將紙張旋轉九十度畫了提圖斯。但無論如何，能看出米開朗基羅想象力的靈活性，他在不可能之處看到契機，展示了雙面草圖中所蘊藏的無限潛力。

米開朗基羅，《提圖斯的懲罰》（背面），1530年代初

高度個人化，時而辛辣、時而古怪，草圖的背面提供了藝術家日常生活的罕見一瞥，其中包含食譜、購物清單、詩歌片段等各種內容。在《圣·斯蒂芬的殉道》的研究的背面，西班牙藝術家胡安·德·胡安斯（Juan de Juanes）記錄了看似隨機的各種細節，包括描繪圣·杰羅姆的正確比例、關于愛情的拉丁格言、一種調味料的配方，以及一個如何測量河兩岸距離的圖解說明。

盧卡斯·范·萊登，《一個年輕女子和后方的男子頭部》，1519年，大英博物館，倫敦。 照片：?大英博物館受托人

有時草圖背面會涉及畫室中漫長而多樣的生活。盧卡斯·范·萊登（Lucas van Leyden）的一幅脆弱的粉筆肖像展示16世紀后期的手繪草圖背后畫了爬行昆蟲和半人半魚的海神。這些自發的傾訴似乎與當下人們對待這些草圖的崇敬背道而馳，但無論是作為藝術品本身的價值，還是作為藝術樣本傳承和借鑒，草圖往往更生動活潑。

盧卡斯·范·萊登，《半人半魚的海神、年輕女子和男孩頭獎章》（背面），16世紀后期，大英博物館

1616年左右，安德里亞·康莫迪（Andrea Commodi，15601638）準備為羅馬奎里納萊宮小教堂創作《反叛天使的墮落》壁畫時，伸手去拿最近的一張紙片，這恰好是一封信的外頁。 在這幅“信封草圖”中，天使們在信封上的地址和蠟封周圍旋轉，可能畫家將信封上已有內容視作壁畫上的建筑元素。在目前已知的另外17項康莫迪關于《反叛天使的墮落》的草圖研究中，有3項位于信封上。四個多世紀后，當羅杰·希爾頓（Roger Hilton）在生命的最后兩年因病臥床不起時，他給他的妻子、畫家羅斯·希爾頓（Rose Hilton）的“夜信”在寫作、繪畫、情書之間徘徊，紙張的兩面是藝術與酒精的交織，以及類似想象主義詩歌的購物清單。

安德里亞·康莫迪的草圖，16161620年

在建筑師兼設計師伊尼戈·瓊斯（Inigo Jones）的一項研究背面，藝術家的簽名邊有一幅帶有書寫性的男性裸體。畫中肌肉發達的膝蓋輪廓線條與簽名中Inigo的首字母“I”相呼應。這件草圖如此構圖是否有意為之，有所暗示？如今不得而知。無論是想象的飛揚，還是只是測試新的筆尖，在一個重視草圖與完成作品的關聯性的藝術史書寫中，像這樣的素草圖很少受到關注。

伊尼戈·瓊斯，《腿部研究》，約15731652年，大英博物館

然而，這樣的草圖證明了思維的力量，草圖是一個充滿樂趣空間，無論其是無意義韻腳，還是深思熟慮的勾勒，都可能是創造性實踐的重要溫床。草圖背面可以包含一些啟示，比如在蘇格蘭國立美術館所藏《農婦的頭》(1885)的背面發現了梵高的自畫像；但即便是平凡的、窺視藝術家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同樣具有啟發性。

注：本文編譯自阿波羅雜志網站，作者伊莎貝爾·塞利格曼系大英博物館現當代藝術策展人，本文原標題為《草圖沒有“錯誤”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