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城》：災難類型片的創傷審美與價值表達

在所有類型電影創作中，災難題材電影通過觸發人類的末日恐懼，引發關于現實社會的思考以及人類命運的關注，在敘事深度與人性探討上擁有獨樹一幟的文藝氣質。近期上映的災難類型電影《焚城》，講述香港富商為牟利走私“洋垃圾”而引發全港輻射危機，致使整個城市陷入恐慌與毀滅邊緣的故事。影片以震撼的災難視聽效果與深刻的主題內涵，為今年的中國電影市場涂上了一抹亮色。

影片開創性地將消防題材與災難類型片相結合，首次展現“洋垃圾”化學輻射的災難景觀，通過細膩的情感敘事刻畫展現復雜人性，更以批判性的眼光反觀“第三世界”之于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位置，最終將話題引向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注與價值追求，展現了災難類型片對于生態影像表達的拓展和創新。

香港消防題材的創作傳統

《焚城》的監制江志強曾坦言：“我不希望每個人提起港片都是警匪片，我希望能帶動一個新的類型，就是災難片。”從影像美學的角度來看，影片確實做到了香港電影從動作警匪片到災難片的類型轉變，在災難類型電影的既定風格與敘事模式的基礎上，將香港都市空間重塑為展現危險化學元素引發巨大火災的“生態創傷”影像創新。

消防題材的災難片是香港電影在20世紀至21世紀之初的重要創作方向，《焚城》極大地繼承了香港消防題材的創作傳統。1997年由杜琪峰指導、根據佐敦五級火警現實災情改編的災難動作電影《十萬火急》，掀起了香港消防題材創作熱潮。后來電視劇《烈火雄心》、兩岸合拍片《逃出生天》《救火英雄》等，都曾一度成為展現香港救火英雄形象、普及消防安全的重要作品。香港消防題材影視劇主要展現消防隊員面對火災、拯救百姓的動作場面，往往以節奏緊張的動作蒙太奇取勝。《焚城》同樣多次全景展現爆炸場面、直升機吊桶滅火法，以及消防員對受災人民展開英勇援救的諸多情節，具有香港消防題材注重動作場面的創作風格印跡。

生態創傷災難敘事的影像創新

影片《焚城》創新性地締造了“生態創傷”影像的情動審美方式。所謂“生態創傷”電影（ecotrauma cinema），是災難類型電影的重要分支，旨在以生態災難為奇觀、喚起觀眾恐懼與震撼心理效果的情動影像創作，這是隨著21世紀數字特效技術的發展而延伸出的一個重要影像風格。電影研究學者阿尼爾·納林（Anil Narine）認為，災難景觀一向以其震撼的視聽效果引發觀眾恐懼，在許多以視聽特效著稱的災難電影中屢見不鮮。如《后天》里因溫室效應引發的冰川融化與颶風、《2012》中的山火與海嘯的奇觀景象，以及《流浪地球》中冰封末日場景等，通過表現生態危機，反映一種為避免承受其痛苦影響而努力壓抑或承認的創傷心理經驗。

《焚城》力圖突破傳統的香港消防題材影片的常規敘事，將視角轉向了“生態創傷”美學。全片使用了2000多個特效鏡頭，從泛著冷綠色的化學放射性元素的熊熊烈火吞噬城市的壯觀場景，到輻射泄漏區域里滿目瘡痍的集裝箱堆砌的末日景象，以及多次爆炸后漫天飛舞的粗糙顆粒所營造的充滿劃痕感的畫面……這些都是傳統影片中不曾出現過的災害鏡頭，展現出近年來基于生態影像的官能感知，進而更好地挖掘生態批評的情動邏輯。災難的奇觀畫面不僅作用于視覺與聽覺，還能引發嗅覺、觸覺、味覺等多感官的聯覺感知，使人仿佛置身于浩劫之中，深刻感受輻射危機所帶來的緊迫與絕望，沉浸思考天災與人禍的社會現實議題。

“第三世界”中轉工業廢料的表達創新

可以說，《焚城》是首次正面碰觸“第三世界”引入發達國家工業廢料而引發生態創傷的社會題材影片。主創團隊曾表示，故事創意源于“有毒洋垃圾轉運”的真實報道。影片不僅完成了生態創傷災難類型片歷史上的題材創新，更具備了深刻的現實批判意義和社會責任感。

雖然《焚城》的故事是虛構的，但真實的社會背景與銀幕上的生態創傷影像恰好形成了一種互文關系。影片提及歷史上真實發生的巴西戈亞尼亞輻射事故與葵涌大火等事件，警示著工業化進程中安全、環保標準的忽視與底層勞動者權益的踐踏，基于此，范偉立說出“不要讓香港成為第二個巴西戈亞尼亞”才具有更加強大的現實隱喻。

影片《焚城》不僅擴展了香港消防題材的廣度，更以充滿聯覺感知的情動技術拓深了生態創傷影像美學的深度，對“第三世界”之于發達國家全球格局的生存境遇展開深刻批判，最終指向未來如何面對全球化挑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命題。在后疫情時代語境里，這樣的題材顯得尤為難得，它彰顯了中國電影之于世界流行文化市場的藝術使命與文化責任之擔當。

（來源 光明網 作者 陳亦水 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