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葉刀》：高強度體力勞動或增加癡呆和輕度認知障礙風險

·研究結果顯示，與穩定從事低強度體力勞動的個體相比，穩定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的個體患癡呆和輕度認知功能障礙的風險會增加，穩定從事中強度體力勞動的個體患輕度認知功能障礙的風險增加。

高強度體力勞動與老年癡呆癥和輕度認知功能障礙有何關聯？

當地時間8月29日，挪威國家老齡化與健康中心（Norwegian National Centre for Ageing and Health）和挪威公共衛生研究所（Norwegian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的Ekaterina Zotcheva等人發現，雖然休閑時間的體育活動可以降低患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風險，但長期從事中等或高強度體力勞動則有可能增加患心血管疾病、輕度認知功能障礙和癡呆的風險。

相關研究《Trajectories of occup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and risk of laterlife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dementia: the HUNT4 70+ study》已在《柳葉刀》（The Lancet）上發布。

“我們的研究基于豐富的3365歲各職業人群數據，以及70歲以上癡呆癥和輕度認知功能障礙的全面臨床評估。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如果你的職業對體力消耗較大，建議你需要提早預防老年認知功能障礙。” Zotcheva等人在論文中寫道。

癡呆癥是指認知功能（思考、記憶和推理）的喪失，以至于影響到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和活動。輕度認知功能障礙（MCI）是指記憶力或其他認知功能進行性減退，但不影響日常生活能力，介于正常衰老與輕度癡呆之間。據美國國家老齡化研究所（NIA）估計，85歲或以上的人群中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可能患有某種形式的癡呆癥，65歲或以上患有輕度認知功能障礙的人有10%至20%的可能在一年內患上癡呆癥。

在這項研究中，Zotcheva等人共納入了7005名參與者的數據，這些參與者的年齡范圍在70至105歲之間（出生于19141949年），并且擁有50歲之前和50歲之后至少各進行一次的認知評估和職業身體活動數據。這些樣本數據來自20172019年挪威某地開展的一項名為HUNT4 70+的基于當地人群的大規模健康調查。

在研究中，首先，Zotcheva等人使用Stata 17.033中的traj軟件包對群體進行軌跡建模，接著在模型擬合后將其分為穩定從事低強度體力勞動、穩定從事中強度體力勞動、從事體力勞動先增加后減少，以及穩定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四個軌跡組，并對每個軌跡組中最常見職業進行標注。

隨后，Zotcheva等人將“無認知診斷”作為基本結果，對四個軌跡組進行多項邏輯回歸，并估計出與四種勞動軌跡相關的，癡呆癥和輕度認知功能障礙的相對風險比。最后，Zotcheva等人創建了四種回歸模型，分別考察了年齡和性別（模型1）、教育程度（模型2）、收入（模型3）、婚姻狀況、心血管疾病、精神或軀體損害、高血壓、肥胖和閑暇時間不足（模型4）等變量帶來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與穩定從事低強度體力勞動的個體相比，穩定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的個體患癡呆和輕度認知功能障礙的風險增加，穩定從事中強度體力勞動的個體患輕度認知功能障礙的風險增加。即使在調整了教育、收入、婚姻狀況、健康和生活方式等相關因素后，這些發現仍然存在。在調整后的模型中，中年時期從事體力勞動先增加后減少的個體與穩定從事低強度體力勞動的個體，在癡呆或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風險方面沒有顯著差異。

Zotcheva等人解釋說，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有以下幾個可能。首先，此前有研究發現，成年后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會使海馬體（位于大腦丘腦和內側顳葉之間，主要負責短時記憶的存儲轉換和定向等功能）體積變小以及記憶力下降，這會提高老年認知障礙的風險。其次，更高的體力需求、缺乏恢復，以及由此產生的疲憊意味著更多的身體磨損和更短的恢復期，這可能會導致認知能力下降。

在研究采用的樣本中，中等或高強度體力勞動的常見職業是銷售人員、護理和護理助理、農民和養殖戶。這些職業的特點通常是缺乏自主權、站立時間長、工作辛苦。這些職業也可能與更大的聽力損失和暴露在污染環境有關，這兩種因素也會對認知產生不利影響。相比之下，低強度體力勞動的職業往往代表著更靈活的工作時間、允許休息、并根據個體的喜好組織工作。此外，許多低強度體力勞動的職業，如工程師、管理者和教師，可能更能刺激認知，有助于個體認知發展。

不過，Zotcheva等人也在論文中指出了其研究的局限性：“我們的研究樣本全部來自HUNT4 70+，這意味著研究的參與者必須活著并且參與此項健康調查，因此研究沒有考慮死亡帶來的偏差。與低強度體力勞動的人相比，高強度體力勞動的人死亡率較高，因此我們的估計偏于保守。此外，HUNT4 70+數據中有幾個量表基于參與者的自我報告，由于回憶和社會期望偏差，這可能導致我們研究分類上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