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史密斯燃氣灶維修(象山煤氣灶維修)

前沿拓展：

日本的民治維新和中國的洋務運動，都是為了學習西方文化，利用西方技術強我國威，擺脫被強敵環伺四面楚歌的困境。日本的福澤諭吉和中國的徐繼畬在這場變法的同為著述育人的教育大家，為何前者被尊稱為民治維新之父，頭像被印在日本貨幣的正面上，而徐繼畬卻辭官病斃，慢慢淡忘在歷史的長河里？

日本貨幣:民治維新之父福澤諭吉

1858年25歲的福澤諭吉取得了教師資格證,開始了自己的獨立塾師生涯。自認為蘭學已經出師的福澤諭吉卻在游歷橫濱時受到重大打擊,這個已經開放的城市到處是福澤不認識的文字。這個敏感而好學的人即刻知道,蘭學已不能迎合時代的潮流，此時要補偏救弊,唯有立志勤學英語這一途而已。

福澤諭吉獨立塾師生涯

不能不說福澤諭吉是一個自學成才的天才,因為多方求教適當的老師未果,他只能依靠僅有的蘭英對譯字典和蘭英會話書等,和一個朋友廢寢忘食地進行學習。

機會總是垂青有準備的人,半年后福澤有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他作為隨從隨幕府的使節前往美國。但第一次的游歷似乎并沒有帶給福澤過多的變化,也許因為隨從事務過多,也許因為他的英語還不過關。他從美國帶回的只有一本厚厚韋伯斯特大詞典。

但是這次出行給福澤帶來了更多的機會,歸來后的他成為政府部門的一名正式翻譯。而憑借韋伯詞典,他竟然在家塾中教起了英語,這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促進了他的英文水準。

日本明治維新后,日本可不是吃素的了!

在福澤諭吉拼命自學英文、傳授英文的同時,隔在大洋另一岸的中國,創立了一個規模遠大于福澤諭吉的英文學校,這就是同文館。當時的洋務派領袖恭親王奕訴在時任英國駐華公使倌參贊威妥瑪的幫助下,請圣公會英籍傳教士包爾滕擔任首任總教習,其師資力量顯然要遠勝于福澤諭吉的小私塾,所開科目也遠多于福澤的小學校,初設英文館(相當于系),后增設法文、俄文、德文、日文，自然科學、化學等館,儼然是一個有著相當規模的現代化學校。

1862年,福澤諭吉作為一名微不足道的翻譯,得到了第二出洋的機會。他自己后來寫道:“文久元年冬天,幕府決定向歐洲各國派遣使節,我也受命隨行。第二年春天,先到法國,然后又周游英、荷、普、俄、葡等國,文明的文物無不使人耳目為之一新。如醫院、貧民院、盲啞院、精神病院、博物館、博覽會等,眼之所見,沒有不新奇的,一聽到它的作用,沒有不為之心醉的,我們這一行日本人不只停留在吃驚上,而是一面感到吃驚,同時又加以羨慕,想在日本國也把這些實行起來。這種雄心當然禁也禁不住。這就是我逗留歐洲一年的到處筆錄的情況,回國后加以整理,并參考了一些西方著作寫成了書,這就是《西洋事情》”。

日本明治維新后生活境況

更具對比性的一幕出現在福澤諭吉的回憶中,此番游歷中他在倫敦偶遇三年前來此留學的中國人唐學塤,兩人相談甚歡。一次偶然談到洋學教育的問題,福澤詢間其時中國有幾名洋學者,唐學塤估計只有十幾人。福澤大吃一驚。唐又反間:貴國如何?福澤諭吉說,我們能懂英文的數以千計,能理解還能翻譯教育別人的至少也有500多人。

福澤諭吉從這一刻斷定,清國氣數已盡。

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這是一本改變日本歷史的暢銷書,正版加上盜版,創下了25萬冊的銷量。憂國愛民的日本人士,幾乎人手一部,把它當做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價值,不只在介紹歐西文物而已。此書是諭吉嘔心的杰作,充滿著睿智的表現,顯示諭吉的思想體系初告成立。

這一年,60多歲的徐繼畬也終于可以把自己的嘔血之作《瀛寰志略》當做教科書在同文館開始講習。令人惋惜的是,這本應是20年前就已經暢銷的一本書。

徐繼畬之作《瀛寰志略》

徐繼畬本是山西五臺人,因長期連續供職于福建、兩廣之地,使之與外部世界有了密切的接觸。鴉片戰爭的當口,徐繼畬正在汀漳龍道的任上,其駐地與廈門僅水之隔。廈門的淪陷,他是親眼目睹的,徐繼畬兼任閩浙總督后開始得以和外國人交往加密,了解到很多國外的各種情報。

他是一個地理迷,毫無疑問?，F有的文字資料顯示,這位山西人首先把自己的家鄉考證了一番,《堯都辨》、《晉國初封考》以及《兩漢幽并涼三州今地考略》都是傳統的輿地考證,他主修的《五臺新志》中亦對當地地理面貌有詳盡描述。

徐繼畬在英國人、美國人、荷蘭人帶來的地圖中發現了一個事實,中國并不處于地球的中央。大清帝國已不是萬世一系、獨一無二的世界中心;在地球上,另有一個為中國人全然無知的新世界,在那里存在著近代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中國人全然無知的新世界

“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后來者以此稱呼他的確不為過。徐在地理上終于走出中央帝國的傳統概念。《瀛寰志略》因此與此時的另一本暢銷書《海國圖志》有了鮮明的分野,在《海國圖志》里面沒有中國,魏源所謂的“海國”,仍環繞神州—“中國”之島嶼番國。

徐繼舍則告訴我們,“瀛寰”分為歐羅巴、亞細亞、阿非利加、阿墨利加四洲,而中國居于亞細亞,為亞細亞第一大,而非“瀛寰”最大。

正是因此,徐繼畬不再把英國人稱之為“英夷”,而呼之為英吉利。稱英國領事李太郭為英官,而不叫做英酋。后來的神光寺事件中,正是有了不同的認識,徐繼不再主張強硬地驅趕來到此地的英國人,他認為普通的英國人入居福州城內,既無任何安全問題,也并未有使中國人失面子的地方,可惜當時的清議卻是強烈反對洋人入城,由此而引發了諸多大臣的口誅筆伐,其中就有因禁煙而聞名天下的林則徐。

一個超越時代的人注定要遇到諸多話難。之后他的書一問世,自然非議紛紛。他的好友張穆批評他把“皇清一統輿圖”置于亞洲總圖下。并且說:春秋體例,嚴于內外二字,談海外異聞及各國信史,最好用存疑的口氣,不要像明朝徐啟、李之藻那樣,“遂而負謗至今”。

中國被全然無知的新世界欺凌

外來觀察者史密斯則發現了徐繼畬的與眾不同,“徐是一個思想解放的人,他對西方地理政治的熟悉程度,簡直令人吃驚,在對世界各種各樣的情況的了解上,在思想的解放程度上,該省代理巡撫(徐繼畬)都遠遠超過當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員……他比他的國人要進步得多。在與英國領事交往時,他提到歐洲現代史上許多著名事件,表明他對整個歐洲政界事務有全面的了解。”

但在國內《瀛寰志略》一出,“見者嘩然,謂其張大外夷,橫被訾議,因此落職。”徐繼畬官也丟了,只好回到山西老家去教書。當時聲名卓著的曾國藩對徐繼畬此書也有委婉的評價稱“頗張大英夷”,說白了就是長英國人的威風,滅自己的面子。

清朝未人們的生活境況

兩本相似的書,卻有著不同的結局。在兩本書后面,不是兩個人的命運,而是兩個國家的命運。徐繼畬回家坐冷板凳的時候,福澤諭吉則繼續著自己的西方之旅,他寫了更多的關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的書。

1868年,徐繼畬得到了一生最好的機會,他開始負責管理同文館,他的《瀛寰志略》在遲到20年后終于成為了教科書。但20年間,發生了太多的變化。

這一年,福澤諭吉終于選定自己人生的方向,他在這一年將自己的家塾遷往芝新錢座,定名為慶應義塾。決心投身教育事業,做一個啟蒙者。他仿效歐西私立學校的常例,訂定塾則,規定學費,確立課程內容,設立財團法人,銳意革新塾務。塾里所用的教本,多數是諭吉從美國買回來的西書。除各種詞典、地理、 歷史等書以外,還有法律、經濟、數學等書,分發給學生研讀。這是日本其他學塾望塵莫及的措施。

這些書,相信在同文館里也會有類似的版本。徐繼畬兼總理同文館事務大臣,即學校校長期間,亦提倡“兼容并包,智周無外”的辦學方針,設立了英法、德、俄等各國語言和化學、算學、格物、萬國公法、地理、歷史、醫學生理、天文學等課目,聘請美籍教師丁韙良等為教習,使同文館成為中國第一所具有現代意義的高等學府。

徐繼畬推崇的是華盛頓,福澤諭吉則呼喚著拿破侖。

徐繼畬說:“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于勝廣,割據雄于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之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骎骎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杰哉!”

徐繼畬將華盛頓推為古今第一偉人,他渴慕出現這樣的人,但要培養這樣的人物卻非他所能想象。徐繼畬在初稿中亦曾把“幾于天下為公”一句刪去,這樣推選夷人為“圣”的做法自然離經叛道,現在留下的改稿可以看出他在痛苦中的兩難抉擇,最后他在刪稿旁邊又將這六字重寫一遍,并且重重地加上圈點。

福澤諭吉似乎沒有這樣的痛苦,他有的是更深切的擔憂:“從前拿破侖稱霸于歐陸時,荷蘭國的命運,有如風前的殘燭,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國,連印度地方的屬地都被占據,沒有一個地方可容它升揚國旗。但在世界上,還留著僅有的一個地方,那就是日本長崎的出島。出島是多年來荷蘭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歐洲的兵亂影響不到日本。懸掛在出島的荷蘭國旗,常在百尺竿頭迎風飄揚,象征著荷蘭王國從沒有淪亡過,這是荷蘭人一向引以自豪的?！?/p>

福澤由此相當自負地說:“以此比喻慶應義塾提倡日本的西學,正如荷蘭的出島一樣,從沒有因為世間的任何騷動或變亂,而斷絕過西學的命脈!我們的慶應義墊沒有停歇過一天。只要這所學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國家!”

73歲的徐繼畬時間不多了,1869年他告老辭官,4年后在家中去世。福澤諭吉則正當壯年,他在慘淡經營中于1871將義塾擴充到30倍之多;學校的諸般事業也一日千里,欣欣向榮。綿延至今的慶應義塾大學仍然有著福澤諭吉的身影。

一本書不足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嗎,兩本呢?三本呢?

現在來看看這些有資格被稱為“國家之書”各自的命運,在徐繼畬開始編著《瀛寰志略》的時候,另一本時代巨著《海國圖志》已經完成,初版50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揚州。

這是一部大書,但顯然只限于在上層精英社會中流通。即便如此,已經不習慣讀禁書的守舊派們仍然對此橫加指責,結果此書只印刷了1000冊左右。

8年后,一艘中國商船駛入日本長崎港,日本海關官員從船上翻出了三部《海國圖志》。此書迅速流傳開來,成為奇貨可居的緊俏圖書。于是,日本不斷從中國“走私”和自己翻印,以至于《海國圖志》最后在日本出現了15個不同的版本,有的則“被官方征用”。到1859年,同樣一部書價格漲了3倍。

佐久間象山在讀到此書后曾拍案叫絕:“鳴呼!予與魏,各生異域,不相識姓名,感時著言,同在是歲,而其所見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謂海外同志矣”《海國圖志》由是成為日本官員和學者共同研讀的一部“有用之書”。

半個多世紀后,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在談到這本書時總感到費解:《海國圖志》無論如何都是開眼看世界的一架望遠鏡,可日本人如獲至寶,中國人卻視如洪水猛獸,清朝的知識分子階層很少有人愿意翻一翻該書。

從1840年到1861年,中國的文人學者寫出了至少22部介紹西方的著作。但吊詭的是,這些對西歐國家地理、歷史、政治,軍事、經濟都有所涉及的書沒有一本銷量超過1000冊。當時最流行的書是情色小說,傳奇演義。再看一本書,《幾何原本》,這是由官方刻定的科學書籍,只有100本。

后來,《海國圖志》竟然在中國絕版了,這令日本人鹽谷世弘也為之義憤：“ ……鳴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其君不用,反而資之他邦。吾固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去!”。

此時的日本,福澤繼續寫著暢銷書,《勸學論》開宗明義宣稱:“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這句話好比神的啟示一樣,給封建桎梏下的大多數日本人帶來無比的振奮。很多人因受這部書的啟蒙,恍然大悟到個人的尊嚴,能在獨立自由的新天地間,獲得精神的解放。

這部書,如以每篇銷行量20萬冊計算,大約有340萬冊傳布于日本民間。如此盛況,誠可用“洛陽紙貴”一詞來形容“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福澤諭吉說,在不到3000字的文章中,他宣布日本要與韓國和中國兩個相鄰千年的朋友絕交,因為日本要跨入文明世界之行列。諭吉興辦了一種不偏不黨的日刊報紙,稱為《時事新報》。他親自撰寫社論,“控制朝鮮論”、“瓜分中國論”、“日本脫亞入歐論”,主張日本必須為此不惜一切代價向東亞擴張。后來者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明治維新三杰”)繼承了福澤諭吉的衣缽,并把它操作起來。

他譯著的書不勝枚舉,前后共有60余部,論冊數,計達一百數十冊。諸如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歷史地理、制度風俗等固不待說;就是天文、物理、化學,或是兒童讀物、習字范本、修養叢書等,甚至連簿記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戰法等,都包括在內,范圍之廣,有如百科全書。在今天,這些絕不可能是出于個人之手的。福澤諭吉幾乎以一已之力完成了近代日本的啟蒙運動。

福澤諭吉以平民身份終其一生,但他卻被稱為“明治維新之父”。日本人在萬日元大鈔正面,印上了福澤諭吉的頭像,強盛的日本正來自于這個平民,而不是天皇。

徐繼畬逝后三年,郭嵩燾于1876年出使西洋,親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實際情況,印證了《瀛寰志略》對外部世界的真實描述,在給國內的信中感嘆地說:“除先生未歷西土,所言乃確實如是,且早吾輩二十余年,非深謀遠慮加入一等郭嵩燾按照其時的積習,將旅歐時每天所寫的日記稍作整理,定名為《使西紀程》,抄寫一份,寄回總理衙門。這看起來有點像福澤諭吉的《西行記》,而事實上也一點不遜色于前者。

應該說,郭嵩燾的情報工作搞得相當不錯,或許是為了讓更多的官員了解情況,當時的外交部總理衙門就此將書刻版付印。但是沒想到還是有許多人跳出來痛心疾首地責罵此書敗壞風氣,其時戶部一位名為李慈銘的官員聲稱“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此所為頑固派慣有的反應。

跳腳的自然并非李慈銘一個人,有清一代涌現出無數讀書讀傻了的清流們。于是嗶里啪啦地一通奏折,光緒皇帝最后居然下令銷毀書版。

一本又一本的國家之書,不見于廟堂,不見于民間,只流落到若干精英人士手中,然后就此灰飛煙滅。一個本可以挽回的時代無可避免地以加速度的方式墜落了。

此后一年,曾紀澤游歷國外歸來,在香港寫下了《中國先睡后醒論》,認為中國已經從睡夢中醒來。可惜的是,一兩個人的醒來終究變化不成一個國家的醒來。

那些遲到的書和先進的人跌入歷史的黑洞中,無言長嘆。150多年后,那些人成了古人,那些書成了古籍。

有一個名為鐘叔河的人將這些書收攏來,編著成《走向世界叢書》,居然刻洛陽紙貴,許多中國人是第一次看見這些書,那曾經沉寂過的文字居然又讓年輕人們感受到“那個禁錮封閉時代的一股新鮮之風”。這些書從此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和走向。

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還是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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