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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拓展：

編者按：在第八屆杜甫國際詩歌周到來之即，鞏義杜甫文化研究會將重磅發布由本會副會長畢朝陽先生撰寫的長篇文章——《走近杜甫》，以此紀念杜甫誕辰1310周年。全文共七萬字，每天發一萬字，已連續發布七天，感謝廣大讀者關注。

鞏義杜甫文化研究會

閱讀提示： 本文試圖通過多維度、全方位透視杜甫的詩品、人格，還讀者一個真實、鮮活、清新、立體、多彩的杜甫形象，使人們能夠更自覺、更自信地去了解杜甫、感知杜甫、學習杜甫、體悟杜甫，從而更加從容地走近杜甫的內心世界。相信作者的不懈努力，能夠讓您做到開卷有益。

走近杜甫

——謹以此文紀念杜甫誕辰1310周年

（之七）

鞏義杜甫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畢朝陽

在詩歌中引經據典，有這么幾點好處：一是可以增強詩歌的典雅性，二是可以增強詩歌的含蓄性，三是可以增加詩歌的生動性、趣味性，四是可以增強詩歌的表現力、感染力。故爾對于用典，無論明用、暗用、正用、反用，杜甫都是積極而認真的。杜甫在排律中用典最多，這也是杜甫的排律具有氣象雄渾、氣勢豪邁藝術魅力的主要原因。杜甫的絕筆《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一詩幾乎通篇用典，令人讀后不得不對一個行將就木的老者在臨終之時仍表現出的深厚的藝術功力表示由衷的欽服。

（二）善于用倒裝手法。

如“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如果搞不懂杜甫是如何去組織倒裝的，就難以理解詩句的含義。按正常排列，應是這樣的：“鸚鵡啄香稻余粒，鳳凰棲碧梧老枝”，由于語序的打亂，大大增加了閱讀的難度，但也大大增添了詩歌的別致，更能吸引讀者的眼球。

（三）善于實字活用，虛字實用。

或將名詞作動詞、作形容詞用；或將形容詞作動詞用。詞性的活用，往往會產生新健的效果。

如“苦遭白發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九日》此“新”，便是將形容詞換作動詞用的。有“新放”之意。

（四）善于用顏色字、形容詞打頭入詩。

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

“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

增強了詩歌的趣味性、生動性。

（五）善于煉字、煉句、煉意。

如“秋蔬擁霜露，豈敢惜減殘！”——《廢畦》

“云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禹廟》

通過極不合理的夸張、想象（擬人化），使詩詞產生出奇妙趣味。

（六）善于造勢。

通過或“一重一輕”、或“一上一下”、或“一高一低”、或“一古一今”、或“一大一小”、或“一實一虛”、或“一明一暗”等手段，構造勢能，給人以視覺上的沖擊、思維上的跳躍。

如“浮云連海岱，平野入青徐。”一個（浮云）在天，一個（平野）在地。令人俯仰不迭，目不暇給。

（七）善于邏輯違常。

如“月是故鄉明”，明明都是一樣的月亮，如何就偏偏認為自己故鄉的月亮就比別的地方明呀。顯然有違正常邏輯。

又如“卻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眼睛又怎么寄呢？

杜詩中多癡人語、反常語、無賴語，大抵由此而致。而偏偏又是這樣的語句最能吸引人的眼球。真乃于極不倫處，尤見妙筆。

（八）善于將口語、俗語、方言、俚語、對話、人名、地名入詩。

《三吏》《三別》幾乎都是口語入詩。

至若方言，杜甫走到哪里便學到哪里、用到哪里。真乃一位“入啥山唱啥歌”的好手。

（九）善于卒章顯志、曲終奏雅，發精警超拔的大議論。

善于在詩歌中建立對立和沖突后，又用大義統合矛盾，這就是《詩經》曲終奏雅的寫作傳統。杜詩中多有稷契語（宰相語）、圣人語、醒世語、驚世語、大議論、大道理，足見作者的視野洞達、識度清遠。

（十）善于以樂景寫哀情

以樂景寫哀情，則情倍哀。杜甫便是以樂景寫哀情的高手。

“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無由出江漢，愁緒月冥冥。”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他日一杯強難進，重嗟筋力故山違。”（《十二月一日三首》）

杜甫的文化貢獻：

1.為中華語言寶庫直接提供了200多個成語

如：

暴殄天物 翻云覆雨 炙手可熱 飛揚跋扈

并蒂芙蓉 冰雪聰明 別開生面 慘淡經營

長安棋局 東山再起 皓齒明眸 蜻蜓點水

弱不禁風 落花時節 擒賊擒王 有才無命

春光漏泄 白衣蒼狗 愛屋及烏 天末涼風

哀絲豪竹 古稀之年 歷歷在目 ……

2.為后世開啟了詩歌創作的無限法門

唐人百韻詩，杜甫首創。“排律近體，前人未備，伐山道源，為百世師。”（胡應麟）

杜甫的小詩，常常用絕句體，并且用最自由的絕句體，不拘平仄，多用白話。這種小詩是老杜晚年的一大成功，替后世詩家開了不少的法門。到了宋朝，很有一些一流詩人仿作這種小詩，遂成為中國詩的一種重要風格。

3.極大地拓展了詩歌的功用。

4.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5.光大了中華詩歌傳統。

6.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7.提供了詩人成功的經驗與路徑。

于立志：“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

于發奮：“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于學習借鑒：“清詞麗句必為鄰，轉益多師是吾師。”

于藝術追求：“落筆驚風雨，詩成鬼神泣。”“毫發無遺憾，波瀾獨老成。”

研讀杜詩，還有一個大大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檢驗我們的知識水平，倒逼我們去學習古代歷史、古代經典。杜詩沉郁頓挫風格的形成，與其大量運用“春秋筆法”密切相關。如果我們不了解《春秋》那些事兒，就無法讀懂杜甫的詩，更無法感知“春秋筆法”的妙處了。

杜詩中有關《春秋》的條目就有290多個，其中出自《春秋左氏傳》的條目就有260余個。杜甫為何大量使用《春秋左氏傳》的典故、語辭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在唐代，《春秋》學一直備受重視。唐初孔穎達主持編訂《九經正義》后，《春秋》三傳（《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中的《春秋左氏傳》就開始受到重視。《春秋正義》的注文，即以杜預所作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為底本，在當時，《春秋左氏傳》被視為“大經”。唐以《易》、《書》、《詩》、三《禮》、三《傳》合為九經取士。《禮記》、《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公羊》為中經，《周易》、《尚書》、《禮儀》、《穀梁》為小經。（按經文長短區分大、中、小）（《新唐書·選舉志上》）經，“道也”，常道，常規。無論參加進士或是明經等科類的考試，經學一直都是士人所繞不開的研習重點。杜甫自然也不可或缺。

加之，杜甫正是杜預的后人，對于祖上留下的這么一部學術巨著，杜甫必須比其它人更為重視、更加鉆研。

杜詩中引用《春秋左氏傳》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是直接征引其典故或詞語。

如“公侯之孫，必復其始。”（《左傳·閔公元年》），杜詩中曾多處用之。“公侯終必復，經術競相傳。”（《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必見公侯復，終見盜賊平。”（《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

又如“蜂躉有毒”（《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蜂躉終懷毒，雷霆可震威。”（《遣憤》）“其毒甚蜂躉，其多彌道周。”（《除草》）。

另如，“多門”、“卜鄰”、“滋蔓”、“行李”、“險阻艱難”、“匹敵”等詞語，也均出自《春秋左氏傳》。

二是運用與杜預事跡有關的材料。

如“文場”、“絕筆”、“獲麟”、“發凡起例”、“包舊史”、“愛日”等。

文場：“元凱文場，號為武庫。”（《杜預傳贊》）

包舊史：“舊史遺文，略不盡舉。”（《春秋左氏傳序》）

愛日：“冬日可愛”。（《春秋左氏傳注》）

三是引用《春秋》傳書中的內容。

如“鷹隼”，出自《春秋感精符》：“季秋霜始降，鷹隼擊”句。

“黃云”，出自《春秋運斗樞》：“黃云四合，女訛驚邦”句。

《春秋》無論是經文，還是“三傳”，都有著強烈的“尊王”思想，可以說，“尊王”是《春秋》經傳最核心的內容之一。同時，《春秋左氏傳》中也有著鮮明的敬天保民的民本思想。而這種兩種思想，正是杜甫思想的基石。所以，杜詩中大量使用《春秋》經傳中有關“尊王”與“保民”的事典語辭，也就不足為怪了。

“天威咫尺”、“苞茅不入”、“誅求無時”、“易子而食”、“室如懸罄”等，被杜甫在詩中多次使用。

對《春秋左氏傳》中的典故既活又新的明用或暗用，讓杜詩更顯得構思巧妙，且頗有深意。以委婉、隱喻的方式傳達或褒或貶，即“春秋筆法”的運用，使杜詩更顯“含蓄蘊藉”、沉郁頓挫。

吟詠留千古 聲名動四夷

杜甫對于語言文字的拿捏與掌控能力，可以說“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他就像一個頂級魔方高手，散亂的文字一經他的調度、驅使（排列、組合），便會煥發出迷人的神韻，放射出動人的魅力。從“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到“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從“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到“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從“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到“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從而今人們對杜詩的無可比擬、無人超越的熱愛程度來看，更證明了其思想和藝術價值的永恒性。

據周士釗回憶，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曾戲改杜甫的詩作來譏嘲林彪。可見毛主席對杜詩的熟稔與看重。

同樣是出峽，同樣是興奮，“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李白是為自己被朝廷大赦、重獲新生而興奮，而“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的杜甫則是為國家停止戰亂、百姓不再受癥而興奮。兩相比較，格局高下立判。

同樣是現實主義詩人，同樣是利他，杜甫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我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白居易則是“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一個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個是先利己而后利人。境界自然不同。

何為圣人，圣人就是指那些道德水平極高的人。人必先有芬芳悱惻之懷，而后有沉郁頓挫之作。杜甫之所以能夠被后人推崇為詩圣，除了他集大成的詩歌成就外，很重要的就是他的精神境界、道德境界遠超同時代的唐朝詩人。他在忠君愛國、仁民愛物、悲天憫人、民胞物與等方面展現出的赤誠與無私，可謂光昭日月、感天動地。

這也正是杜甫之所以能成為詩圣，李白只能被稱作詩仙的根本原因。李白的詩為啥總讓人感到輕飄飄的，那是因為他缺乏經世濟民的大議論。沒有大胸襟、大抱負，自然難有勢大力沉、驚世駭俗、發饋振聾的大議論。

杜甫的憂國愛民之情、挽濟危難之志，特別能得到歷代愛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熱愛。率眾抗金的北宋名將李綱曾說：“其忠義氣節……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后，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于人心，然后知其語之妙也。”

陸游談杜甫的詩文很多，但他贊美杜甫的人格更重于詩歌：“文章垂世自一事，忠義凜凜令人思。”（《游錦屏山謁少陵祠堂》）。

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愛國詩人文天祥被捕入獄后，更是集杜甫五言句為五言絕句二百首。其自序云：“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也。”杜詩竟成為了文天祥寄托情感、鼓舞斗志的精神支柱。

抗日戰爭爆發后，杜詩又隨著深重的民族災難而普及于不同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之中。正如詩人馮至所云：“杜甫對我們一天天更親切起來。”在重慶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日常工作的老舍在《三年來的文藝運動》一文中曾感慨道：“抗戰文藝的創造者還沒有一個杜甫！”

建國之后，杜甫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代表，在全國開展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中受到重視。1953年，郭沫若以學術文化界領袖的身份為成都杜甫草堂題寫對聯，贊揚杜甫為“詩中圣哲”。1958年，毛澤東參觀杜甫草堂時，肯定杜甫為“政治詩人”。至此，杜甫真正做到了“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

總之，杜甫是偉大的，偉大的不僅是其作品，更是其精神。杜甫是高尚的，高尚的不僅是其人品，更是其靈魂。

詩圣風骨，與岳同在，與世長存！

詩圣風流，千古不廢，千年一韻！

胡適《白話文學史》云：八世紀下末以后，偉大作家的文學要能表現人生——不是那想象的人生，是那實在的人生。民間的實在痛苦，社會的實在問題，國家的實在狀況，人生的實在希望與恐懼。八世紀中葉以后的社會是個離亂的社會，故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呼號愁苦的文學，是痛定思痛的文學，內容是寫實的，意境是寫實的。……天寶以后的詩人……要作新詩表現一個新時代的實在的生活了。這個時代的創始人與最偉大的代表是杜甫。

胡適等人給杜甫冠以“寫實主義”詩人的桂冠。然而，杜甫為什么會導乎先路地走向“寫實主義”的道路呢？鄭振鐸認為“這是時代的選擇，是‘時勢造英雄’。”杜甫是一位具有堅定儒家立場的詩人，“自比稷與契”的他最早向唐王朝發出“盛世危言”，并在真正危機發生之后，將目光投向了苦難的社會與流離的人民。英雄亦需要時代來造就，因此，盛唐危機前后的流離經歷，對杜甫及其詩歌的改變是巨大的；從一個追逐個人利祿的庸人，變成了“悲天憫人”的圣人。

胡適最看重“寫實主義”詩歌的批評精神。他認為“寫實主義”詩歌的兩種形態：一曰“社會問題詩”，二曰“彈劾時政的史詩”，皆為杜甫首創。他在評論《兵車行》時提出：這樣明白的反對時下的詩歌，三百篇以后從不曾有過。確實杜甫始創的……這樣的問題詩是杜甫的創體。在評論《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時，認為此詩是一篇空前的彈劾時政的史詩。既然為創體，就意味著杜詩為“寫實主義”詩歌創作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可供后世借鑒的技法。這種詩的方法，只是摘取詩料中的最要緊的一段故事，用最具體的寫法敘述那一段故事，使人從那片段的故事里自然想象得出那故事所涵的意義與所代表的問題。

杜詩的寫實是一種貫穿詩歌創造全過程態度與意識，絕非狹隘簡單、粗淺笨拙的描摹。“杜甫是要把詩歌來表現實現的社會人生……他的取材，是政治的興亡、社會的雜亂、饑餓貧窮的苦痛、戰爭徭役的罪惡，都是黑暗的暴露與同情的表現。因此，他的作品變成了歷史，變成了時代生活的鏡子。但是，他又沒有載道主義者的狹隘與頑固，他在表現社會人生的態度之下，又非常重視藝術的生命與價值。……所以專從藝術上講，他是近于藝術至上主義者，若從文學思想上講，他卻是最真實的現實主義者。（劉大杰《中國文學物史》）

從他個人的不良境遇，得到對于全民眾的痛苦的社會觀察與同情。由他個人的饑餓避亂的經驗，認識了人生的實在情況。這一寶貴的經驗，細密的觀察與豐富的同情，成為他的寫實主義的社會詩的重要基礎。杜詩將寫實主義的粗糙描慕眼前之景，藉由推己及人由人及己的藝術加工過程，上升至寫過去與眼前之景，抒物我相通的“寫實主義”新境界。

只有客觀事實的寫實是不夠的，作家內在情感與偉大情懷才是“寫實”的“詩史”的價值所謂，才是杜甫之所以為杜甫，而非其它作家的關鍵。

他是一位真實的偉大的詩人，不惟心胸的洞大，想象的深邃，異乎常人，即在詩的藝術一面的，也是最為精工周密、無瑕可擊的。第一位以“偉大”評價杜甫的文學史家是鄭振鐸（他在出版于1927年的《文學大綱》中指出），胡適緊隨其后。如今，杜甫的偉大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其偉大的內涵，仍需隨著時代審美風尚的漸變予以新的詮釋。

近現代國學大師（一代宗師）錢穆（1895年~1990年）在中國文學史里面說：“李、杜齊名，但以杜甫為高。”為何錢穆會認為杜甫為高，還要號召讀書人不要學習李白，要向杜甫學習呢？

一、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

李白如一顆種子，在天地間自在地生長，吸收日月天地精華之后，成長為遮天蔽日的參天大樹。不見他認真讀書，也沒見他認真研究學問，作詩多在醉酒之后隨性而發，而詩作渾然天成、氣象萬千，絕非常人可為。

杜甫則不然，他讀書破萬卷，精通《文選》理，研習宋玉，又學陶謝等魏晉名士，對蘇武、曹植、李陵也極推崇。甚至寫詩說“李陵蘇武是吾師。”

杜甫尊重每一位作家，在每位作家的身上，都能看到閃光點并加以學習利用。

天才是極少的，像李白這樣的天才，一般人無法企及，連學習的可能都沒有。但杜甫不一樣，他的成功從某個角度講是可復制的。從這個角度講，李白不應成為我們學習的榜樣。

二、出世李白，入世杜甫。

李白是出世的，推崇老莊，學習陶謝，信奉的是道家精神，自然、無為是他的大追求。

相對于李白，杜甫則務實的多，半生都在憂國憂民。若整個社會人人都避世而去，那這個社會還有什么希望？對于讀書人來說，還是要學習杜甫的入世態度。

三、杜甫是讀書人的良心，是民族性格的集中代表和體現。

杜甫信奉的是儒家思想，秉承的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他沒有能力改變現狀，只有用自己的詩筆將社會狀況、人民疾苦記錄下來。

華夏民族能延續至今，恰是中華兒女都有這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感。

當然有這樣情懷的人不止杜甫一個，而杜甫恰是最好的代表。所以說他是讀書人的良心。

所以雖然李白極好，但讀書人還是更應該學習杜甫。

其實，錢穆生活在近代最為混亂的年代，列國肆虐、國破家亡。那時，為了國家興亡，無數讀書人前赴后繼，拋頭顱灑熱血，在這樣的情況下，避世隱居顯然是于國不利的。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錢穆在講述中國文學史的時候，便號召學生要向杜甫學習。

錢穆畢生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學術界尊為“一代宗師”，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并稱為“史學四大家”。

國家危難，社會板蕩之際，最需要弘揚詩圣精神，杜甫的愛國精神、憂患意識、民本思想、家國情懷和平理念，永不過時。

習近平在今年3月18日晚與拜登視頻通話（“云會晤”）時指出:“國家關系不能走到兵戎相見這一步，沖突對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和平安全才是國際社會最應珍惜的財富。”習近平的觀點充分印證了杜甫思想、情懷的正確、博大、高遠、可貴。

然而，杜詩在當年為何不為主流詩壇所看重呢？

唐朝共經歷了274年（即618—907），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即初唐（618—713）約100年、盛唐（713—766）約50年、中唐（766—835）約60年、晚唐（836—906）約70年。唐詩的四個發展演變過程也大體與之時間段相當。

杜甫生活在盛唐時期。開元盛世之后，由于歌舞升平已久，詩人們已習慣了為朝廷唱贊歌，朝廷也樂意聽詩人唱贊歌。當時，詩歌創作的主流、詩人的重要工作任務就是創作盛世之音，謳歌盛唐氣象。幾乎沒有人來關注現實社會潛在的危機，曝光其陰暗面。當時，杜甫的名氣與李白、王維等相比還不是很大，且其詩風與內容與主流詩壇格格不入，所以很難有“開掛”的機會。因而也未引起更多人的關注，更不用說被人傳唱了。加之杜甫后來離開長安、飄泊西南，詩作流傳受限，傳播遲滯，更難以為大眾所了解。安史之亂這一分水嶺，也將杜甫與主流詩壇基本隔絕了。

正應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那句話了，是金子早晚是要發光的。果然，中唐以后，隨著社會的變遷，詩家的覺醒、良知的發現，詩家對杜詩日益推崇，最終達到了與李白并駕齊驅、并相比美的地步。韓愈的“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便是對這一結果的最好認定。

唐代最合格的“粉絲”詩人——任華，一生就流傳下來三首詩，分別是寫給偶像李白、杜甫、懷素的。

《寄杜拾遺》——

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與君別，別來已多時，何嘗一日不相思。

杜拾遺，誰不知？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黃絹詞。

吾怪異奇特借問，果然稱是杜二之所為。

勢攫虎豹，氣騰蛟螭。

滄海無風似鼓蕩，華岳平地欲奔馳。

曹劉俯仰慚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

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個。諸人見所作，無不心膽破。

郎官叢里作狂歌，丞相閣中常醉臥。

前年皇帝歸長安，承恩闊步青云端。

積翠扈游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團欒。

英才特達承天眷，公卿無不相欽羨。

只緣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卻為掾。

如今避地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隨提玉壺。

半醉起舞捋髭須，乍低乍昂傍若無。

古人制禮但為防俗士，豈得為君設之乎。

任華的這詩表明，其實，杜甫的詩歌當年便曾受到很多人的高度贊美。大歷四年（769）春，湖南觀察判官郭受在衡陽遇到杜甫，作有《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新詩海內流傳遍，舊德朝中屬望勞。都邑地卑繞霧雨，江湖天闊是風濤。松花酒熟旁看醉，蓮葉輕舟自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杜甫答之以《酬郭十五判官》“才微歲晚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

“江畔長沙驛，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地濕愁飛鵩，天炎畏跕鳶。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同年秋，他的好友尚書員外郎、韶州（即今韶關）刺史韋超，在《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一詩中，就曾以“大名詩獨步”來稱許他，并把其作為自己可以把臂而交的摯友。從韋超的詩句中，可以看出當年的杜甫在一定范圍內（朋友圈）還是很有影響力和知名度的。以致于韋超赴韶州任職路過長沙時，還專門停船上岸前去看望這位老兄，并作詩以贈。感動于友人的真情以待，杜甫遂作《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超》相和。說到韋超這個人，還真的多說兩句。韋超便是元稹岳父韋夏卿的父親，也就是說元稹得叫韋超丈人爺。杜甫死后四十三年，他的孫子杜嗣業之所以請元稹為爺爺撰寫《墓志銘》，當源于此。

其實到了中唐后期，杜甫的氣場（人氣指數）便在詩歌圈占據了“C”位、超過了李白。韓愈的弟子、詩人張繼為了寫出杜甫那樣的好詩，竟每天在紙上抄一首杜詩，燒成灰后就著水喝到肚子里。其對杜甫的崇拜程度簡直到了癡狂的地步。

在杜甫由詩人到詩圣的角色轉換演進上，要感謝三個人，一是唐肅宗，沒有他對杜甫無情的二次打壓，迫使杜甫離開朝廷、出走西南，也許中國詩壇就不會產生詩圣。二是要感謝中唐大拿詩人元稹，沒有他的大力推介，也許杜甫這塊金子被歲月的風塵掩埋的時間會更長一些。三是要感謝韓愈，是他一錘定音，讓杜甫與李白在詩壇做到了“并肩而立、并駕齊驅”。

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

杜甫為何多懷古詩作？正是因為他知古、懂古。對于中國古代史，杜甫可謂了如指掌、爛熟于心，并能觸處生機、觸處生情、隨時敏感地據目成詩，所以便有了許多借古諷今、借古喻今、談古說今、引古論今的懷古思今傷今之作。否則，你即使置身于文物古跡之間，也吟不出一句連通古今、縱橫古今的詩作來。而此時，那歷史典故便會如泉水一般汩汩然涌流在杜甫心間，如鏡像一般熙熙然呈現在杜甫眼前，任其自如揮灑、隨便挑選。多則有余地，熟乃可生巧。這正是杜甫“下筆如有神”、杜詩用典多而恰切的主要原因。

《詩經》中有三“揚子水”，杜甫詩集中有三“望岳”。杜甫于《詩經》可謂精熟于心，且深得個中三昧（個中三昧（mèi），原指道教所說的元神、元氣、元精涵藏修煉能生真火，謂指三昧真義；引申為事物的訣竅或精義。）杜詩中隨處可見詩經的元素，杜甫很多詩篇的制名，就是仿《詩經》的。從“客愁連蟋蟀，亭古帶蒹葭”《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呈湖南親友》、“熊羆載呂望,鴻雁美周宣”《秋日一百韻》、“塤篪鳴自合，金石瑩逾新”《奉贈蕭二十使君》等詩句中，我們不難看出杜甫對《詩經》的稔熟程度、化用精度，簡直已到了“香象渡河、羚羊掛角”的地步。（香象渡河：原為佛家語，比喻悟道精神徹底。后比喻論證說理非常精辟透徹。亦作香象絕流。羚羊掛角：原意指羚羊夜宿時掛角于樹，腳不著地，以避禍患。比喻詩的意境超脫。）

此外，杜甫對《詩經》現實主義寫作方式的傳承，于中華詩歌文明的薪火相傳，也是居功甚偉，無出其右、無人能比的。

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杜甫的詩歌可以說便是對孔夫子這段話最完美的詮釋。“興”則“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觀”則“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空村惟見鳥，落日未逢人”。“群”則“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怨”則“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邇之事父”杜甫是沒有機會了，“遠之事君”杜甫則春秋匪懈、一飯不忘。清人葉燮論詩，于杜甫最為尊崇，稱之為“詩神”，其《原詩》有云：“志高則其言浩，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如是者，則其詩必傳。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謂言浩；

“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可謂辭弘；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可謂旨永；

言浩、辭弘、旨永，鑄就了杜詩的家國情懷、史詩品格，成了千秋詩圣。

雖然脫離了體制，雖然作不了大唐的稷棄，雖然被朝廷逼進了江湖，但心性光明的杜甫依然無怨無悔盡心盡力地用自己獨到的方式來報答著朝廷、奉獻著人類。倘若朝廷能夠采納杜甫的那些建議，也許早已“再使風俗淳”、“宇縣復小康”了。歷史不可能假設，大唐的悲劇，杜甫的悲劇也不可能避免。這也正是習近平反復強調要以史為鑒、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的現實意義所在。

對于杜甫，今人往往只關注他的詩作，畢竟他有著詩圣的頭銜。而對于他的賦文，則很少有人涉及。其實，“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杜甫，文章寫得也是極好的，甚至他一生中人為制造的唯一一次朝野轟動效應，也是由他文章的精彩直接引爆的。正是《朝獻太清宮賦》《朝享太廟賦》《有事于南郊賦》這“三大禮賦”的及時進獻，他才得以成功進入朝廷的視線，受到玄宗皇帝的垂青，以至于被皇上特許“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在《進封西岳賦表》中，杜甫曾記述了這件事情：“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于明時，常困于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于郊廟，幸得奏賦，待制于集賢，委官試文章，再恩澤，仍猬以匿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在《進雕賦表》中，杜甫也曾對自己的文章自我評價到：“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獻賦之前，他就曾以“賦料揚雄敵”（《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來顯揚自己的文學自信，獻賦之后，他又以“三賦驚人主”來記錄自己的文學成就。

相對于體量龐大的杜詩，其賦筆雜著的數量明顯較少。人民文學社出版的由蕭滌非主編的《杜甫全集校注》一書中，也僅收錄了杜甫的28篇賦文。其中賦6篇，文（表、述、記、墓志、祭文、雜文）22篇。而《天狗賦》《鵰賦》《封西岳賦》及三大禮賦等6篇賦文均是杜甫為了尋求出仕機會而精心炮制的“得意之作”。《天狗賦》《鵰賦》實為作者自況、自喻之作，能夠準確反映出杜甫當時的思想狀況和真實心態。《封西岳賦》，錯綜經史，雜用前賦，其筆力之盛，文辭之麗，“即置漢賦內亦可”（張潛《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而三大禮賦，在寄托作者儒家禮樂治國理想的同時，其辭氣壯偉、筆力雄健、文采飛揚、詞華典贍的藝術品位，的可“直入《文選》之室”（田雯）。三賦之卒章，皆寓規于頌，諷喻隱然，深得賦體之典則。

統觀杜甫的賦文，或古樸雅致，或想象瑰麗，或氣勢充沛，或警句頻出，直可逼漢文。至于立言有致，令人千載下想其風流（張潛《讀書堂杜文注解》卷一）。類似“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八音循通，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萬舞凌亂，似乎春風壯而江河波”這等句子，其雄峻程度，前無古人，文化品格，卓然千載。其對四書五經、《老子》、《莊子》、漢魏兩晉文學駕輕就熟、巧妙化用的能力和水平從中可窺一斑。其賦文所具有的強烈藝術震憾力和感染力誠如蘇軾所謂“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干丹青不語詩。”

透過杜甫的賦文，可以體悟到他對太平盛世的強烈向往，對百姓疾苦的一貫關切，對國計民生的深入思考，對藝術創作的獨到見地，對親人朋友的真摯情感，尤其是《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宏拔清邁，“堪稱少陵第一首文”。這些都是研究杜甫家世、生平、思想觀念、詩歌創作、甚至是研究大唐社會的重要文獻，可與杜詩對照互參。

“少陵之文，本自過人，反以詩掩”（張潛語）。造成這一事實的原因雖然很多，但最主要的還是由于杜甫的賦文熔經鑄史、語句太為古奧所致。讀懂弄道杜甫的賦文的確需要深厚的古文功底與史學知識。

詩圣杜甫以海涵地負之才，拔山倒岳之力為后代詩人設置了一道詩歌創作、“道德文章”的天花板，千載以來，無人企及。

杜詩里蘊含著極大信息量，如果不能把這些信息充分挖掘出來，那就說明你還沒有下足功夫，還停留在一般化的閱讀水平上。

讀杜詩，一定要帶著問題去讀。如“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這兩句詩，“此亭”古到什么程度，“名士”多到什么程度，在弄清楚這兩個問題的同時，你也會收獲很多知識，從而也會大大增強閱讀杜詩的興趣。研讀杜詩，還要善于聯想，善于運用相互聯系的觀點，才能有所發明、有所突破。如杜甫和妻子生養過幾個子女？杜甫為何沒有望過嵩岳（中岳）？杜甫在詩中為何沒有提及過母親？杜甫為何沒有單獨為鞏義做過一首詩？……等等。只有深入進去、延展未來，才能采擷多多、收獲多多。

大海自能含萬派，詩圣真不負千秋。

“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性情，卷之善一身。”白居易的這段話，恰是對杜詩作用的真切評價。

走近杜甫，沒有捷徑。唯有通過反復閱讀杜詩，一步步地去抵近其精神世界。

（全文完）

來源：鞏義杜甫文化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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