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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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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天放　　

也許不少人會認為,以前的“富二代”與當下的“富二代”沒啥兩樣,無非是些坐享其成或胸無大志之類。不過細讀一些史料,才感覺過去的“富二代”中還真有不少抱負遠大之人,如清末民初的一些“富二代”,他們視金錢如糞土,不少人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或投身革命,或去追求崇高的理想。記憶中,彭湃、殷夫、趙一曼、毛澤東、周恩來、吳煥先、劉格平、向警予、艾青、羅廣斌、林覺民、葉劍英等等,都是富裕或比較富裕家庭的背叛者。中共早期的很多黨員都出身地主或資本家家庭,但他們最終還是毅然背叛自己的階級走上了革命之路,因為他們信仰公平和正義,或信仰馬克思主義,認為正義一定會戰勝邪惡。

　　革命先驅彭湃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這位被毛澤東稱為“中國農民運動大王”的人出身工商地主家庭,卻以救國救民、變革社會為己任,被家人罵為“逆子”。他自述家況是:“被統轄的農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殺我而甘心。”為怕他“敗家”,親兄弟們分產自立。彭湃就此把自己分得的田契親手送給佃戶。佃戶們不敢要,他就把佃戶們召到自己家里,當眾將田契全部燒毀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在那樣一個昏暗的年代,彭湃就有如此氣魄和胸懷,難怪日后他成為農民的杰出領袖,即使被捕后也依舊懷著這樣的信念慷慨赴死。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事跡同樣令人震撼,黃花崗烈士中多是“富二代”。那么多“富二代”都投身革命,一方面證明清朝統治已喪失人心,另一方面說明這些年輕“富二代”的遠見卓識,還可窺見有追求的“富二代”在當時絕非鳳毛麟角。他們飛蛾撲火般的決絕、選擇革命和敢于赴死的勇氣,就是當時黑暗中國的火種。回望辛亥,經濟凋敝,政治腐敗,強鄰虎視,民不聊生,內憂外患與日俱增。凡有志之士,無不主張推翻專制腐敗的政權,革除暴政,通過民主共和拯救中國。　　

1911年4月27日(農歷辛亥年3月29日),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發動了廣州起義,百余位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志士及海外留學生在黃興的帶領下強取兩廣總督署,與清軍經過一晝夜的激戰后,終因寡不敵眾,革命失敗。事后革命黨人潘達微冒險收殮烈士遺骸72具,并將其葬于廣州東郊的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實際死難者,數倍于此)。據史料載,參加黃花崗起義的七十二烈士平均年齡只有29歲,其中9人是留日學生。這些19世紀的年輕海歸,均出身于鐘鳴鼎食之家,卻為民族的自由和復興,放棄錦衣玉食,割舍萬丈柔情,用自己的生命去敲響苦難深重、滿目瘡痍的中國之黎明鐘聲!　　

黃花崗烈士中的留日學生林覺民當年才24歲,他以“亡大清者,必此輩也”的氣魄,氣宇軒昂地以死報國。還有年僅25歲的“富二代”海歸方聲洞,他起義前留言給父親和妻子:“祖國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于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兒一人；如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兒雖死亦樂也……”還有曾謀刺攝政王、胸掛一大筐炸彈一馬當先的“炸彈大王”、年僅24歲的喻培倫……　　

“富二代”大體分兩類,一類子承父業、興家富族,或坐享其成,或庸碌一生,人生如行尸走肉者也不稀奇；另一類不甘寂寞和沉淪,以信仰和理想為導向,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當然,不能強求“富二代”都先知先覺,或都那么高尚,但無論什么年代,有崇高理想和追求之人更能活出人的尊嚴和精彩。而庸碌無為的有錢人,不管他們是富幾代,都無法與有理想和信念的富幾代相媲美。上世紀八十年代好像有一句話很流行:“先輩們出國帶回的是救國良藥,而今人出國帶回的是彩電和冰箱。”到了21世紀,無論出國之人帶回的是“洋奶粉”還是“馬桶蓋”,似都無可厚非,重要的是要有點家國情懷,有一點崇高的追求,別總想著自己的那點私利。

　　辛亥革命早已遠去,可民族復興的大業還遠未完成。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一些“富二代”憂國憂民,救亡圖存,內爭自由,外求獨立,用鮮血和生命詮釋了一代青年矢志不渝的愛國情懷。“舍生取義”成為他們自愿選擇的人生歸宿。他們這樣做,自然少不了他們對信仰的堅守、對理想的執著。不時仰望他們,不僅讓當下之人總能看到自己身上的那個“小”,還可以時刻警示我們,一定要學會區分善惡,千萬不要忘記什么是自己應該做的,而什么又是不應該做的,哪怕自己再富有。　　(本文作者為山東大學(威海)翻譯學院副教授、文化學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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