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聲明”后中東格局的變與不變

馬曉霖（浙江外國語學院教授）

3月10日，中國與沙特阿拉伯、伊朗簽署三方聯合聲明，這一重磅事件激起的漣漪持續(xù)擴大，不會像偶發(fā)或走過場式外交突破那樣曇花一現。中國推動沙伊歷史性和解將觸發(fā)積極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強化中東對話、緩和與和解乃至合作勢頭，預示中國中東外交已開創(chuàng)新局，甚至會推動某些中東格局之變。

由于沙伊獨特的地區(qū)大國地位，以及作為不同陣營領頭羊對既往政治博弈的關鍵作用，伊拉克和阿曼斡旋鋪墊，中國“最后一公里”有效促成的雙方關系正常化，無疑將扯動與沙伊恩怨和短期纏斗關聯熱點問題的變動，使中東政治呈現階段性新面貌新格局。而從大歷史觀看，中東域內地緣矛盾復雜而深刻，結構性沖突未必會藥到病除；同樣，域外大國樹大根深且關系盤根錯節(jié)，恐非一次重量級外交行動就能引發(fā)根本性、戰(zhàn)略性和全局性力量重組。

沙伊關系具有典型的中東文化特質和結構性矛盾，需要全面和分層梳理。近期看，始于2016年的沙伊斷交斷聯是所有新舊矛盾疊加而引發(fā)的關系裂變，核心是雙方地區(qū)領導力之爭、勢力范圍之爭和雜糅了教俗雙重身份政治勝負之爭，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風潮長尾效應達到極致。埃及階段性出讓阿拉伯領袖地位后，暫時取而代之并主導阿拉伯聯盟的沙特，圍繞也門、巴以、敘利亞和伊核等熱點問題，與影響力重新突破波斯灣而覆蓋中東的伊朗，矛盾激化以致水火不容。

中期看，沙伊不睦始于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兩個“一衣帶水”的伊斯蘭大國，形成兩種政治、社會制度，兩套宗教體系、宗教話語，兩種外交政策和兩種處理國際關系思路與方式的巨大差異和對立，并演進為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和你死我活的“二元”選擇或零和博弈。隨后出現的兩伊戰(zhàn)爭選邊站、沙特組建海灣合作委員會、伊朗培植黎巴嫩真主黨，沙伊因麥加朝覲血案一度斷交，以及相悖相克的巴勒斯坦政策，都是這種結構性矛盾的外化，而本質是兩強維護各自發(fā)展模式和國家利益。

長期看，沙伊矛盾又包含復雜且延續(xù)千百年的本源性對抗和沖突基因，即阿拉伯民族與波斯民族的相互征服和彼此塑造，伊斯蘭教遜尼派與什葉派的法統地位爭奪，伊斯蘭文明遺產繼承權、發(fā)展權和主導權角逐，兩大教派為底色的民族國家內部宗派矛盾和權力博弈，以及個別阿拉伯國家與伊朗的領土爭端乃至石油定價權、外交話語權和地區(qū)規(guī)則權之爭。

基于這三層不同歷史縱深和地緣維度的沙伊矛盾，直觀地投射于大家熟悉的諸多問題。沙特以“兩圣地監(jiān)護者”自居，伊朗認為沙特已失去這一延續(xù)1400多年的特權；沙特實行君主制，伊朗探索伊斯蘭共和制；沙特維持遜尼派正統主張，伊朗試圖顛覆什葉派弱勢地位；沙特奉行溫和親西方外交，伊朗堅持強硬反西方立場并輸出伊斯蘭革命；沙特主張“以土地換和平”解決巴以沖突，伊朗不承認以色列并資助和鼓勵武裝斗爭；沙特強調阿拉伯“門羅主義”而反對外來干涉，伊朗高舉“穆斯林皆兄弟”大旗而拒絕袖手旁觀……

沙伊這些政策與策略分野還強烈左右“阿拉伯之春”后中東諸多新熱點的發(fā)軔——敘利亞：沙特曾試圖推翻大馬士革政權以肢解伊朗主導的“什葉派之弧”；也門：伊朗影響的什葉派胡塞武裝奪取政權而致“后院起火”的沙特組團出兵；巴以：沙特暗推阿拉伯四國與以色列簽署“亞伯拉罕協議”，伊朗策反巴勒斯坦哈馬斯抵制媾和；伊核：伊朗試圖以核立國強國，沙特試圖借核繼續(xù)孤立弱化伊朗；海合委：沙特艱難推進海合委六國一體化進程，伊朗利用沙特與卡塔爾反目分而治之；穆兄會：沙特聯合埃及打壓羽翼豐滿且無處不在的泛伊斯蘭思潮，伊朗與卡塔爾、土耳其則為穆兄會站臺張目。

因此，隨著沙伊實現歷史性和解并快速復交，雙邊關系有望重新回歸或接近原點，雙方長期博弈而引發(fā)或刺激的地區(qū)熱點也可能呈現多向突破。但是，沙伊基于彼此國力過度透支而無奈相互妥協，并未根本消除導致雙邊關系時起時伏的文化、宗教、國體、民族乃至心理因素，“天不變道亦不變”。

中國外交近幾年在中東深耕細作，體現出大格局、大智慧和大手筆，也自然收獲大彩蛋。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亂中有穩(wěn)和穩(wěn)中有亂并存是中東政治發(fā)展的基本特征和形態(tài)，沙伊和解符合時代大潮，也契合域外大國階段性利益，但并不代表“新中東”或“后美國時代”已到來。 供圖/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