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法眼中的20世紀6位世界政治人物

一本書與“平民氣質”

1953年，一位美國學生問丘吉爾：“如何做好準備迎接擔任領導后遭遇的挑戰？”“ 這位拯救了英國的二戰名相冷冷回答：“研究歷史，歷史中蘊藏著治國之道的所有秘密。”不錯，談到決策和管理，與其讀一堆理論書籍，不如從歷史中尋找啟迪，在叱咤風云的大人物的政治實踐中捕捉智慧。

剛剛去世的基辛格被公認為20世紀國際最頂尖的外交大師，他的一生，幾乎與世界上所有最優秀的領袖都打過交道。基辛格最敬仰的19世紀政治人物，一是德國首相俾斯麥，二是奧匈帝國外交大臣梅特涅。他們共同創造了拿破侖之后的歐洲秩序，讓歐洲擁有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和平繁榮。那么，基辛格最敬佩的20世紀世界領袖是誰呢？

《論領導力》，[美]亨利·基辛格著， 胡利平、林華譯，中信出版社 ，2024年3月。

《論領導力》一書提出了6個人選：西德總理阿登納、法國總統戴高樂、美國總統尼克松、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埃及總統薩達特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基辛格發現，這6位與俾斯麥、梅特涅的貴族背景不同，都是平民出身，憑自己的才華和努力成功上位。從19世紀到20世紀，西方的政治結構經歷了一個不可逆的歷史轉型：從世襲的貴族統治轉向中產階級的精英統治。貴族統治意味著“出身最好的人統治”，頂層的貴族天生擁有重權高位，他們追求的是卓越、榮譽的品質，在一個封閉的貴族圈內共享這個階級特有的“文化慣習”。奠定了現代世界民族國家和主權原則的威斯特伐利亞合約，就是當年各國的貴族以一種超越國界的世界視野奠定的，他們要維護的是一個保持均勢、平衡和穩定的共同世界，而梅特涅創造的維也納和約奠定的百年歐洲秩序，也可以視為傳統貴族世界的延續。

然而，20世紀的這6位領袖，都是中產階級家庭出身，具有來自草根階層的平民氣質，雄心勃勃，能力出眾。但他們將貴族的卓越與精英的抱負完美地合于一身，具有公民愛國主義的獻身精神。基辛格感嘆說，在當今的世界這樣的公民愛國主義精神已經衰落，讓位給身份政治的派別主義和與之競爭的全球主義了。

這6位領袖，在青年時代都親身親歷過殘酷的“第二次三十年戰爭”，這就是1914年到1945年慘絕人寰的兩次世界大戰。拿破侖說過：“若想懂得一個人，要看一看他20歲時的世界。” 哪怕自己所領導的國家，在戰爭中取得勝利，在戰場上付出了生命的軍人和平民，依然是不可忽視的代價。而戰后在一片廢墟上重建經濟，同樣也是艱難的使命。因此，這些經歷過戰爭創傷的領袖比和平時代的人們更珍惜不同宗教、制度的國家之間的緩和，致力于重建在均勢基礎上的國際秩序。

《二次大戰啟示錄》（Apocalypse La 2ème guerre mondiale，2009）劇照。

“決斷”的能力

埃及總統薩達特深深懂得與以色列長年糾纏、陷入無盡的戰火給埃及帶來的傷害，他對基辛格說：“我的國家不知受了多少苦難，不需要更多的烈士了”。他決定打一次“最后的戰爭”以便為談判爭取平等的地位，并在阿拉伯世界的一片反對聲中，通過基辛格的斡旋，主動訪問耶路撒冷，與以色列媾和。他在以色列國會飽含深情地呼喚敵對雙方的靈魂：“我來到這里，是為了和你們共同建立基于正義的持久和平，避免雙方哪怕再流一滴血”。

紀錄片《薩達特傳》（Sadat，1983）海報。

他相信，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歷史注定緊密交織，他想重啟這兩個古老民族的對話。他堅信宗教信仰不同的社會應當兼容并存，但這個信念恰恰是他的敵人所無法容忍的，四年以后在閱兵式上被極端分子暗殺。這位被基辛格譽為“先知”的領袖，以身殉了自己的理想。

薩達特之所以是“先知”，乃是能夠超越一國一族一時一地的利益，穿過歷史的迷障，認清人類文明的大趨勢。伊斯蘭教在歷史上曾經是自信的、大度的，阿拉伯帝國對統治下的臣民信奉其他的宗教保持寬厚的態度。1979年薩達特在接受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時，他向阿拉伯世界呼吁重振伊斯蘭中世紀黃金時代那種相對寬容的精神。他也深深懂得埃及有兩個歷史傳統，除了面向麥加的穆斯林文化之外，還有另一個源自托勒密王朝、面向古希臘羅馬文明的古地中海王國。埃及是東方的，也是西方的，應該成為東西方和解的橋梁。同樣能夠看清和順應世界主流文明的，是阿登納。他擔任西德首任總理之后，認定加強與西方的聯系，特別是密切與美國的關系，是恢復德國戰后世界地位的關鍵。1949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訪問德國，首次與阿登納會晤。阿登納堅定地希望德國人成為歐洲的公民，與歐洲攜手，德法兩國必須是歐洲涅槃重生的領頭羊。拿破侖戰爭之后，德法兩國一直是交戰不斷的宿敵，阿登納領導下的西德與法國歷史性的和解，讓歐洲終于聯合起來，這是后來歐盟的主心骨，沒有戰后德法領導人的高瞻遠矚，就沒有歐洲的一體化。

一旦看清了歷史演化的大潮流，這些領袖都擁有特殊的領袖氣質，敢于下決斷，改變世界的格局，扭轉命運的方向。

以基辛格回憶與周恩來總理關于中美差異的對話開場的紀錄片《善良的天使》（Better Angels，2018）。

且不說大家熟悉的尼克松派基辛格訪華，一舉重繪冷戰的世界地圖、塑造新的地緣政治，且以戴高樂為例。法國淪陷之后，他不過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準將、新上任的國防部副部長，他以只身之力，在倫敦振臂一呼，號召抵抗德軍。后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法國政治陷入分崩離析之際，他再度站出來締造了第五共和國，兩次拯救了法蘭西民族。對于一個決策者來說，基于信息的理性判斷固然重要，但正如基辛格所說：“作為戰略家的領導人面臨一個固有的悖論：一旦情勢需要采取行動，決策空間最大之際恰恰是相關信息最少之時。等到有了更多的數據，活動余地已經縮小”。戴高樂有驚人的直覺能力，他意識到，美國遲早會卷入歐洲戰爭，只要法國堅持下去，勝利的天平最后必定逆轉，從軸心國倒向同盟國。基辛格特別欣賞戴高樂的直覺天賦，說“在長達30年的時間里，在法國和歐洲面對的所有重大戰略問題上，戴高樂的判斷與絕大多數法國人的看法相左，但沒有一次是錯的。戴高樂不僅有非凡的先見之明，還有憑自己的直覺采取行動的勇氣”。

意志的藝術

理性的判斷和直覺的悟性，再加上意志的決斷，這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和決策者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戴高樂說過：“統治權力的合法性源自它的信念，源自它激勵的信念”。基辛格對此敬佩之極，評價道：“戴高樂說服了自己的聽眾，把他的愿景當成了現實。對于戴高樂，政治不是可能的藝術，而是意志的藝術”。是的，這是意志的勝利。政治家比拼的不僅是理性的判斷力和直覺的感悟力，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意志力。基辛格所贊賞的6位政治領袖，都擁有這樣的“三種力”，方能叱咤風云，領導潮流。

談到意志的決斷，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于鐵娘子撒切爾夫人了，這個外號是冷戰時期蘇聯人給起的。在著名的馬島危機當中，英國政壇幾乎所有的人都不贊成對阿根廷開戰，連國防大臣都反對，表示采取軍事行動去奪回7000英里以外的馬島，幾乎是不可能的。但鐵娘子有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政治意志，決定派特遣艦隊去馬島守護英國的尊嚴，最后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勝利。基辛格稱贊說：“她從不允許抽象概念左右她的決策，她的力量有著不屈不撓的意志力，通過充沛的個人魅力得以落實”。

《鐵娘子：堅固柔情》（The Iron Lady，2012）劇照。

不過，對于成熟的政治家而言，決斷與堅定并不意味著魯莽與僵硬，同時必須具有隨機應變的靈活性。當戈爾巴喬夫主政、蘇聯內部發生松動之后，撒切爾夫人也隨之對過去的敵人釋放出足夠的善意。她意識到，要維護和平并證明西方價值觀的有效性，最好的辦法是探索與蘇聯的共存之道。作為吸取了慕尼黑教訓的那代人的后代，雖然她不認同綏靖，但她明白強大的防務必須與建設性談判相結合。同樣的智慧在李光耀身上也體現無遺，作為在東西方文化與地緣政治沖突中的小國，他意識到簡單粗暴的一邊倒并不符合新加坡的利益，他對美國有贊有彈，認為美國光有理想主義的品質是不夠的，還要有對地緣政治的洞察力。他批評美國說：“美國人充滿活力但盛氣凌人，……他們是好意，卻手法強硬，缺乏歷史感”。基辛格也在導言中特別強調“歷史感”的重要，他說：“領導人在兩條軸線連接過去與未來，第二條軸線連接長期價值觀與他們領導的人民的渴望”。

在本書的最后，基辛格如此總結：“世人將記住這6位領導人各自特有的、決定了他們所造成影響的品質：阿登納的正直和堅韌，戴高樂的決心和歷史眼光，尼克松對盤根錯節的國際形勢的理解和決策的力量，薩達特尋求和平的高尚精神，李光耀在創立新的多民族社會的努力中顯示的想象力，撒切爾夫人堅持原則的領導力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那么，這些創造了歷史的領袖會如何自我評價呢？有人問阿登納，他希望后人記住他什么？阿登納淡淡地回答：“他盡職了”。這個盡職，也是人類在關鍵時刻賦予關鍵人物的神圣職責。

注：封面題圖為《鐵娘子：堅固柔情》（The Iron Lady，2012）劇照。

撰文/許紀霖

編輯/羅東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