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AI參戰”引諸多疑問

圖片說明：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在巴以沖突中得到應用。

圖片說明： 以軍方發布的11月2日以色列地面部隊在加沙地帶行動的畫面。

本報特約記者 黃陳壽

以色列媒體近日關于以色列國防軍使用人工智能（AI）技術襲擊大量加沙目標的報道，引發外界對于以色列通過人臉識別技術獵殺哈馬斯武裝人員頭目的猜測。那么，以色列軍隊使用的人工智能技術究竟有哪些，它們在巴以沖突中做了什么，還能做什么？

人工智能參與襲擊過萬目標？

《耶路撒冷郵報》網站11月2日題為“自10月7日以來，以色列國防軍使用人工智能襲擊了加沙1.1萬多個恐怖目標”的報道稱，以色列國防軍一名高級情報官員透露，自10月7日巴以沖突開始以來，以色列國防軍的情報目標庫已協助打擊了加沙地區1.1萬多個目標。此外，該高級官員表示，高度先進的人工智能主導的目標庫幫助以色列國防軍士兵在一天內瞄準并摧毀了150個隧道目標。與過去不同的是，由于人工智能和數百名以色列國防軍情報官員的共同努力，90%的目標被擊中，借助AI技術這類目標正在實時生成和打擊。

對于以色列媒體關于人工智能“參戰”的說法，中國軍事專家張學峰表示，這聽上去更像是以色列情報官員給自己在沖突爆發初期未能做出有效預警的“洗地”，而文章也有標題黨之嫌。這篇報道并不是說，以色列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直接打擊了很多目標，而是通過AI技術形成了目標的數據庫。實際上，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協助情報人員進行輔助目標判讀，并不是特別神秘的工作。在基于機器學習的人工智能技術誕生之前，有的國家就開展利用自動化系統進行衛星圖像識別的嘗試。例如，根據目標圖像特征判斷是否屬于導彈發射陣地、艦船、裝甲車輛等。因為這往往涉及海量的數據，如果完全由人工判讀，非常耗時。人工智能技術的加入進一步提升效率，但相關技術并非空中樓閣，早有基礎。除了進行目標識別，人工智能還可以被用于進行威脅排序，給出優先打擊的目標。張學峰表示，這有點像指紋識別系統，以前大多靠個人經驗進行識別，后來大量使用自動化的識別系統，再加入人工智能技術，就能極大提高工作效率，對目標識別也是這個道理。

《耶路撒冷郵報》的文章也提到，如果在2019年之前和更早幾年，以色列情報部門會在10天的工作中找到并批準10個打擊目標，現在他們10天的工作可以找到并批準大約100個打擊目標。報道稱，這一飛躍不僅改變了識別目標的數量和速度。如果以前只能將資源和人力投入到頂級目標上，現在有足夠的資源用來定位和瞄準低級別的目標。報道舉例稱，以前沒有人會跟進一條模糊的情報，在加沙找尋一個較低級別的哈馬斯武裝分子。因為資源非常有限，找到他的機會也非常小，所以與尋找哈馬斯的幾名高級指揮官相比，不值得投入任何資金來追蹤尋找這樣一個低級別武裝人員。現在，這一變化意味著可以定位這樣的人員，而系統仍然保留對中級和高級目標的所有搜索。

彭博社今年7月的文章也表示，今年早些時候，以色列國防軍已經開始“使用人工智能來選擇空襲目標并組織戰時后勤”。據稱，以色列國防軍使用人工智能推薦系統選擇空中轟炸目標，并使用另一種模型快速組織隨后的突襲。據彭博社報道，以色列國防軍稱第二個系統為“火力工廠”，它“使用軍方批準目標的數據來計算彈藥負荷，確定數千個目標的優先級將其分配給戰斗機和無人機，并提出時間表”。

用AI識別狙殺目標？

針對有分析認為，以色列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對哈馬斯武裝人員進行人臉識別，然后對其進行狙殺。張學峰稱，這一點理論上可以，并且很可能被付諸實施過，但大規模應用有難度。2020年，伊朗頂級核科學家法赫里扎德被暗殺，暗殺它的子彈是從大約150米外的一輛汽車上的遙控機槍發射的。后來伊朗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暗殺者通過衛星遙控機槍進行射殺，這其中很可能就依靠了AI自動識別和鎖定目標。

張學峰表示，如果以色列情報機構獲得了足夠的哈馬斯相關武裝人員生物特征信息，例如清晰的面部照片等，理論上完全有可能通過視頻、圖片，利用AI技術進行識別，如果相關的武器配備這樣的識別系統，就能完成搜索、識別、獵殺的完整鏈條。實際上，這種對目標的圖像跟蹤、識別技術也一直在發展，之前各國都有一定的積淀，而人工智能進一步催化了這些技術的成熟和成長。

但有一個前提是要隨時獲取相關地區各類人員的高清面部圖像。如果只是依靠在加沙上空飛行的無人機對人員進行識別，目標距離比較遠，其分辨率很可能無法達到識別要求，而且人員過多，哈馬斯高級指揮官還可能采取多種偽裝來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因此很難在人群中通過無人機去搜索某個特定個人。所以說，對于特定個案可以，廣泛運用有難度。

其實，除了通過相關人員的面部信息對其進行識別外，人工智能技術還能輔助對語音通信進行識別。例如，以色列方面掌握了哈馬斯某個高層的聲紋信息，通過AI控制的無線電監聽系統監聽到符合這種特征的語音通信后，自動對其進行識別、錄音等，這種技術理論上也是能夠實現的。當然無論是通過視頻還是通過音頻進行識別，都需要龐大的監聽、監視網絡和巨量的算力支持。

張學峰認為，實際上，以色列對一些哈馬斯武裝人員的“定點清除”未必那么“講究”，很可能仍然是通過較為傳統的方式，比如檢測到其本人、家人以及相關人員的手機、無線電通信信號，然后對其定位，再使用“杰達姆”炸彈拆樓。

“虛假信息浪潮”

巴以沖突也讓最常見的AI應用——修改、生成圖片和視頻——被用于戰時的信息戰。

美國“連線”網站題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以色列哈馬斯之間的虛假信息戰中發揮了令人驚訝的作用”的文章稱，巴以沖突爆發后引發了前所未有的“虛假信息浪潮”，這是“算法驅動的戰爭迷霧”，使社交媒體陷入困境。例如特拉維夫一個人工智能生成的支持以色列國防軍的廣告牌，一個以色列賬戶分享人們為以色列國防軍歡呼的虛假圖像，人工智能圖像描繪以色列轟炸加沙的受害者。人工智能生成的虛假信息被活動人士用來尋求對特定一方的支持，或給外界一種獲得了更廣泛支持的印象。

不過文章認為，在社交媒體上傳播的所有欺騙性圖像和視頻中，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內容仍相對邊緣。大西洋理事會數字取證研究實驗室（該實驗室研究在線虛假信息）的副主編萊拉·馬什庫爾說：“肯定有人工智能（制作的）圖像在流傳，但還沒有達到我認為該技術在信息傳播中發揮核心作用的程度。”此外，報道稱，雖然生成式人工智能理論上可以渲染高度個性化、高度逼真的內容，但Photoshop或視頻編輯軟件也可以，更改模糊的手機視頻的日期可能同樣有效。也有專家不贊成人工智能將引發“真相世界末日”的說法，因為伴隨著新技術的出現，往往會有這種恐慌情緒。

張學峰認為，目前網上流傳的巴以沖突各種圖像中，不少是通用的人工智能軟件生成的，應該還比較業余。但不排除專業機構可以利用更專業、更高級的人工智能技術，更加高效地篡改、生成一些虛假圖像和視頻，比如仿冒政治人物、軍方高層的講話，然后選擇在特定時機散播在特定網絡上，制造虛假信息。同時這種人工智能技術的大量應用，也會導致人們對原本可能真實的信息產生懷疑，導致真假信息混亂。▲